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,大多时间都在自己心理工作室工作,但我还有过在精神专科医院心理咨询科室坐诊的从业经历。这家医院心理咨询科室负责来访者心理方面问题的咨询解答、心理测试、一对一心理咨询等相关的事务。这几年在这家医院工作中,我接待并服务过很多来到这里寻求心理帮助的来访者。其中两位青少年来访者,虽然我只是铺助她俩做心理测试并没有进行心理咨询(精神障碍不属于心理咨询范围),但是这两次短暂的接触或将成为我职业中莫大的心理慰籍与牵挂。
她们两个都是在一年前,都是独自一个人走进心理门诊的,我们在这里就称呼她们“云朵”、“梅雨”吧。云朵十六岁,梅雨十七岁。两个来访者表述很相似:近一两年来感觉心理难受,跟以前明显不对劲,情绪特别低落,有过自can(残)行为和频繁自sha(杀)想法。跟父母说,父母不认为有什么问题,就是青春期跟父母逆反,不正经学习,就是“作”。
测量结果也很快出来了:
云朵量表显示抑郁与焦虑都在中度,中度疑心,重度敌对,轻度精神性阳性。
梅雨量表显示抑郁重度,焦虑中度,人际关系中度敏感,中度敌对,躯体化明显,轻度精神性阳性。
我又再次询问了一次精神症状的表现,确认后便陪她一起走进精神科门诊。
在科主任问诊过程中,我的担忧也在加深(即使诊断明确需要药物治疗,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,这类药物是不允许患者自己购买的,另外这种认知程度家长大多是很难马上改变自己看法的)。
云朵的家长根本就没有接听科主任电话;
梅雨的家长接了,却从科主任的无奈表情中便猜到结果了。
在云朵、梅雨含泪离开精神科门诊时,我给了他们一张我的工作名片,我说不清楚这种做法是否违背咨询师职业伦li(理)要求,但我知道,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—抑郁型与抑郁症伴有精神症状这两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,自sha(杀)风险非常大的。
半年前的一个午夜,我被云朵打来的电话惊醒。“老师,我服安眠药了”(至今我不知道药的来源)。极度平静却无力的语气让我确认几次才肯定电话那头是云朵。好像能有半个小时通话,云朵才答应将电话交到还在睡梦中爸爸的手上。这次孩子极端的行为彻di(底)触动家长。一个月前我接到云朵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这段时间恢复的很好,幻觉、妄想都已经消失了。那一刻我能感受到电话那头云朵的笑脸。谢谢你老师,不是那天你送我的那张明片,那晚......一滴清泪滴落在我的手机上。
三个月前一个下午,我在微信上见到梅雨发来的信息,“明天我姐姐可以陪我去医院开药了”。“好啊,过来的时候顺便看看我”。“嗯嗯嗯”。梅雨秒回了我。一周我未见到梅雨过来,我在微信给她留言了几次,却再未见回复至今。
1840年对于我们国人来说,是近代史心痛开始的年份。但在德国,生物学家韦伯以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引进了实验的方法。起步与发展的巨大差距,直接影响到当代心理精神卫生健康知识的普及。当大众遇到此类问题时,落后的认知就容易产生不接受、不愿意接受的态度。这两种精神障碍类疾病,在如今的治疗手段和愈后效果来看,只要及时正确诊治并不算什么严重问题。但现实中比疾病本身严重的却是:当面对这类问题时,我们成年人群体中那些表现出的逃避和无知,错失早期干预和治疗,却增加和延长患者的身心的苦痛。
如果今后,再次遇到类似“云朵”和“梅雨”情况的来访者,我仍然会毫不犹豫的在他们伤心离开这里前,把工作名片递到他们手中,即使我心怀万千无奈不愿直视她含泪的眼睛,也要彼此用心温暖相待,让她眼中冷漠的世间仍有一丝阳光存在。其实,不管是咨访关系中、医患关系中,还是各种社会关系中,愿我们每次偶然相遇,都不是擦肩而过。因为,从广义上讲,世间所有的“病”,都呈现出“爱”的缺失;所有的“治yu(愈)”,“爱”都是不可缺少的“药引”。
2020.8.3晚
赵 庆 宽